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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月15日，印度总理莫迪在红堡发表独立日讲话，用5年时间打造“新印度”，成为5万亿美元经济体。莫迪的讲话被视为指导印度未来5年发展的战略方针，也可以称之为“新政2.0”。
经济方面，莫迪表示要5年投入100万亿卢比（约1.4万亿美元）发力提升基建，促进统一税收体系，促进旅游业发展；政治方面，莫迪强调了反腐的重要性以及控制克什米尔邦的重要性；此外，科教文卫部分的举措被莫迪频繁提及，水污染是印度要大力改善的问题，保护儿童和女性、反堕胎法案、增加健康中心并改善卫生条件是重要目标；科技层面，莫迪肯定了印度航天事业的发展和探月计划的成功。
在莫迪大谈“新印度”之前，印度财政部已有战略部署。7月5日，印度联邦财政和公司事务部部长Nirmala Sitharaman对2019-2020年财政预算及远期政策规划进行介绍，主要涉及增长目标、具体措施、预算收支等多个领域。
关于如何打造“新印度”，根据Nirmala Sitharaman的发言，投资、对外开放、科教文卫、民生保障等是战略重点。投资领域，一方面是打造多元的包含生产性及非生产性基础设施，如2018年至2030年拟投入50万亿卢比（约合7000亿美元）用于铁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是加大对数字经济、中小企业的投资，有效创造就业并推动创新，比如实现光纤网络的覆盖、初创企业无需所得税核查等。同时，印度将加强开放促进改革，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比如允许外国投资者100%全资设立保险机构。科教文卫和民生保障方面是印度财政支出的重点方向，航天计划、人工智能、污染治理、就业保障、语言培训等均是政策重点推进方向。
综合来看，我们认为印度5年5万亿美元的增长目标可谓“宏大”（印度央行预计2019年印度名义GDP总量有望超过3万亿美元）。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借鉴中国经济增长经验的痕迹，比如通过结构性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投资驱动释放有效需求，伴随着较大的人口数量红利、城镇化的结构红利等生产要素优势，印度经济有望像“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一样出现经济腾飞。
在生产要素层面，印度有良好的人口红利条件。虽然人口增长率逐步下降，但15-64岁人口比重继续延续上行意味着有效劳动人口将继续增加，2018年城镇化率仅34%、依旧处于较低水平，人口规模红利和结构红利仍有较大潜能。
虽然拥有较大潜能的人口红利，但为何印度经济并未出现像中国改革开放后持续40年的高速增长？我们认为主要问题在于，印度基础设施较为落后，在莫迪第一个任期内取得一定进展，但在电力、通信、交通、物流等多个方面仍表现薄弱，基建不利成为了硬伤，影响了资源和人力跨区域的调配，物流成本较高，种姓制度、宗教等因素的存在，也约束了国民的创造力和进取能力，导致印度劳动力的良好禀赋未能有效发挥。
从这一视角来看，我们认为，印度经济能否出现“增长奇迹”需要莫迪未来5年实施针对性政策，基建等投资的有效落地是关键，关系着拉动经济增长、实现工业现代化、创造就业等方面的成败。
从莫迪首个任期来看，资金紧张是印度大力推进基建的制约因素之一，8月莫迪在连任后再次提出“未来5年投资100万亿卢比（10万亿人民币）发展基建”的目标，资金问题或仍将成为最大难题。
根据印度财政部的预算报告，印度政府对未来基建投入的资金来源进行了披露，除现有的财政资金、PPP模式引入的社会资本等支持外，新增三个方面：其一，印度央行在2019年批准成立了信用担保增进公司，该公司将使用信用增进方式为基建助力。其二，印度政府将制定一项长期债券计划来帮助基建融资，并将深化公司债券回购、信用违约掉期等市场和工具，重点支持基建领域发展。其三，允许外国投资机构（FII）和外商证券投资（FPI）将所持有的IDF-NBFC公司的债券出售给任何国内投资者，IDF-NBFC公司是印度一家名为NBFC的非金融企业，旨在促进长期债务流入基础设施建设，此举相当于鼓励外资配置印度基建长期债。
即便基建资金可以顺利到位，印度想实现“通过提升现代化基建助力经济腾飞“的目标也面临着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债务和赤字的潜在威胁、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题和印度财政体制困局。
债务、赤字是财政支出扩张的隐忧。次贷危机后，为应对外需波动对经济的影响，印度财政开始积极扩张，财政支出显著上台阶，赤字水平也显著提升。根据国际清算银行公布的数据，截至2018年，印度政府杠杆率达到了67.2%的水平，显著高于中国和新兴市场平均水平，甚至高于德国等发达经济体。
打造“新印度”需要财政更加积极并给予更多资金支持。但是，一方面印度政府杠杆率较高，意味着政府部门难有空间继续加杠杆，另一方面，债务和赤字的继续上行将提升经济下行风险，特别是全球经济增长受到贸易摩擦的挑战，叠加外债不断增多而印度汇率持续趋贬。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是潜在风险。与中国相似，在扩张财政推进基建的过程中，印度也积极通过“隐性债务”的方式增加融资来源，以补充财政预算内基建资金的不足。以曼尼普尔政府为例，曼尼普尔政府在2015年起开始大幅提升隐性债务规模，从2014年的21.5亿卢比增长到2018年的54.8亿卢比，其中隐性债务限额（担保限额）从2014年的19.7亿卢比增长到2018年的73.8亿卢比。
我们认为，由于基建到位资金紧张，或迫使地方政府提升隐性债务规模，这或诱发印度出现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容易提升系统性金融风险，将整体暴露在更大的风险条件下，一旦出现输入性通胀、出口快速萎缩、经济超预期下行等条件，印度经济可能会出现较大风险。
印度的分层财政体制和腐败问题是潜在隐患。印度采取分层财政体制，存在中央、邦及地方政府三层财政收支体系，第二层的邦政府（相当于我国的省），包括29个邦与1个德里国家首都辖区，以及6个中央辖区（相当于我国的直辖市），第三层为地方政府，根据城乡又可以分为两类。
这种分层财政体系演绎出来了几个潜在问题，首先，各邦之间的规模体量与经济结构都有显著差距，区域发展水平的差异反映在相应的财政收入上，因此需要中央财政通过转移性补贴进行调节。其次，印度财政存在地方中央财权事权不一致问题，转移支付资金效率和腐败问题影响实际的基建资金使用。
社会资本投资热情有限。2019年以来，随着全球贸易摩擦加剧，全球经济增长面临挑战，印度经济也受到冲击。在全球经济趋弱环境下，印度想逆势反弹、维持高增长以实现5万亿美元目标较难实现，经济增速的下行压力也将影响基建的落地，特别是到位资金，经济下行期，对于“周期长、投资刚性强、规模大、收益低”的基建项目，社会资本投资热情不会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