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时报赴智利特约记者 向南 环球时报记者 白云怡】世界上最狭长的国家智利长时间以来被西方政要和经济学家视为拉美国家的“样板”“奇迹”，也被智利领导人形容为“拉美经济的绿洲”。但一周来，智利在国际媒体上的形象变成了示威和冲突。截至24日，抗议引发的冲突已造成18人死亡。“地铁票价上涨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不管是西方经济学家还是拉美的经济学家，这些天都重复着这句话。究竟“拉美样板”智利的经济、社会出现了哪些问题？而今年以来拉美多国的街头骚乱背后，是否又存在相似的原因？在一些拉美学者看来，受政治因素影响，拉美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很容易民粹化。
地铁票价上涨只是“导火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智利经历过长达17年的军政府统治。随着1990年，代议制民主政府的恢复，智利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拉美，智利是与其他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2018年智利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官方数据为16280美元。诺贝尔奖得主、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曾称“智利是经济奇迹”。智利总统皮涅拉前不久也把智利形容为“拉美经济的绿洲”。智利确实有很多可圈可点之处。2010年，智利成为第一个加入经合组织的南美洲国家。在2012年度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中，智利全球排名第七位。即使最近几年排名跌出前十，智利依旧在南美各国中是最高的。高度自由化的经济和贸易政策一度被智利人看成是国家繁荣的“基石”之一。智利的发展模式也被很多经济学家概括为“智利模式”。
《环球时报》记者初到智利就发现，圣地亚哥机场绝对在拉美国家算得上条件一流，而且为拓展旅客吞吐量，机场航站楼正在扩建。智利警察对偷盗、抢劫、勒索等案件的打击力度之大，在全拉美都是十分罕见的。虽然不能毫无戒备之心，但和巴西相比，在暴力事件爆发前的圣地亚哥，走在街头不用绷紧神经处处提防，即便入夜也可以在大街上放心行走，使用手机也不需要担心被人抢走。在很多拉美国家的女性心中，智利首都圣地亚哥才是真正的“购物天堂”，而不是“老牌”商业中心巴西的圣保罗或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在这座有南美“小迈阿密”之称的都市里，随处可见鳞次栉比的大楼、巨大的商贸中心，还有熙熙攘攘的本地与外国游客。2014年4月智利发生特大地震，记者当时在震区采访时看到，智利政府在海啸预警、疏散人群、疏通道路、运输救灾物资等各方面的工作都极有效率，航班和道路在地震发生的第二个早晨就已部分恢复，更没有任何疫病、社会失序等情况发生。
然而，在表面的繁华下，“智利模式”背后也隐藏着重重矛盾和隐忧，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保障福利的严重缺位。据英国广播公司(BBC)报道，2017年时，智利1%的富人掌握了国家全部财富的26.5%，50%的低收入者只拥有2.1%。这次地铁票价之所以成为“导火索”，是因为智利低收入阶层已将工资的30%用于乘坐地铁。巴西《圣保罗页报》的报道称，以美元计，智利公用事业价格自3月份以来上涨10%，超过收入涨幅，而公共服务质量却在不断下降。智利政治经济学家阿克塞尔在2007年出版的《下一个智利》一书中就曾发出警告，糟糕的公共政策可能造成社会混乱。里约热内卢州立大学国际关系教授桑托罗认为，地铁涨价是压垮智利的“最后一根稻草”，智利所面临的此种“经济萎靡不振”与近年来该国结构性问题密切相关。他还提到，今天智利的乱局与2013年巴西人游行示威反对提高公交票价引发的全国性骚乱存在相似之处。
“我们是在抗议过去的30年”
巴西媒体“UOL”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说，智利可能成为“下一个巴西”。从很多经济数据看，巴西与智利之间有差距。以最低月工资为例，智利约合423美元，巴西约合247美元。失业率方面，智利为6.8%，巴西为12.2%。但有意思的是，世界鲜有国家最富裕的1%的人口收入占全国总收入1/4，而拉美就占两个——智利和巴西。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2017年的数据显示，智利底层50%的人仅拥有国家财富的2.1%。法新社总结说，这场由涨地铁票价引发的危机暴露出智利财富不均、退休金减少、物价上涨、教育不公平、腐败五大问题。目前，智利70%的人口平均月工资为700美元，生活压力也相当大。总统皮涅拉已在全国电视讲话中公开道歉，并宣布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
智利这些年一直贯彻“小政府、大市场”的理念。阿根廷《号角报》称，智利的税率为20%，相当于本地区平均水平，但对智利来说，税率至少为25%才算合理。智利的商业税收低，这固然对来投资的企业和创业者极为友好，可同时也导致政府“再分配”的能力极其低下，公共部门越来越让位于私有市场，其他国家再常见不过的免费或廉价的公共服务，却是智利中产和工薪阶层遥不可及的向往。最典型的就是智利的大学学费。2011年，成千上万的学生走上街头，抗议该国高昂的大学学费，后来抗议又蔓延到工人、妇女等社团中。《环球时报》记者2012年初在智利采访时发现，尽管街头抗议已平息，但很多智利人心中的不满仍在。有智利年轻人告诉记者，当地大学的学费一年可高达几万美元，不仅穷人难以承受，对医生、律师这样职业的家庭来说也是一笔巨大的负担。更关键的是全国甚至没有什么免费或低价的公立大学，很多年轻人为上大学只好从银行申请贷款，这也意味着他们毕业后很多年内赚的薪水都是“为银行打工”。一些仍在还着教育贷款的智利人抱怨说，智利教育之所以收费高，是因为智利上世纪90年代在教育领域也实行全盘产业化和私有化改革，其恶果就是教育高收费、低质量和不公平现象，如今教育已成为无数私有企业牟利的“摇钱树”，更成为智利社会发展的一大问题。后来智利也几度试图推行教育改革，但均因财政收入不足和其他多种原因而不了了之。
智利人经常抱怨公共交通、医疗费用等过高。智利的公路为私有化，对这个南北纵深长达4352公里的国家来说，公路收费成为一个巨大的赚钱产业。更让智利人失望的是几乎看不到政府认真解决这些问题的希望。智利人有句玩笑话：“政客没有左派，只有右派和极右派。”他们戏称前总统巴切莱特属于“右派”，而现总统皮涅拉是“极右派”，认为他们都是“新自由主义”的追随者，只是追随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所以，在这次抗议中，示威者的一句口号是——“我们不是在抗议地铁票价，我们是在抗议过去的30年”。这与2011年大规模抗议的口号“智利有增长，但无发展”形成呼应。
《环球时报》记者5年前在智利大学采访过经济学家卡多·弗兰奇，他当时说，智利近年来经济增长保持在3%-4%，这在拉美看起来是个不错的数字，但跟亚洲国家比还是有不小差距。弗兰奇说：“我们的经济增长率曾达到过7%。历史已证明，每当我们远离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我们就得到发展，每当我们靠近它，经济就会出现问题。”
谈到智利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学者韩晗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智利相比其他拉美国家显得更稳定，主要体现在：国家法律与政策结构相对完善，政府执政能力较为有效，国家经济保持一定增长。但智利的社会贫富差距也非常大。智利民众长期以来呼吁对国家的税收、劳工法规和养老金制度进行改革，但没有得到足够的政策回应。韩晗表示，参与街头示威的学生大多是“90”后，他们出生于独裁结束之后。智利2011年也曾爆发大规模学生运动，当时就有分析文章说，智利这一代年轻人是“没有恐惧的一代”，他们的抗议策略甚至包含“占领”，占领街道、占领学校等。智利最好的大学和很多拉美国家一样，是私立的，高昂的学费让社会阶层的流动性相对固化。
“国家政策很容易民粹化”
“2019年南美动荡不安。”巴西“G1”网站的文章以此为题报道说。文章列举了委内瑞拉、阿根廷、厄瓜多尔、玻利维亚、智利等国发生的大规模抗议事件。人们不仅要问，为什么拉美国家近来骚乱频发？“21世纪社会主义”理论创始人、墨西哥城市自治大学教授海因茨·迪特里希最近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欧美以外，拉美是对西方民主在形式上模仿得最好的地区之一，游行抗议被社会普遍认为是一项基本的政治权利。尤其随着本世纪初左翼政治力量在拉美的兴起，民众与领导人直接“对话”更成为这一地区的政治特色。再加上拉美很多国家的工会、妇女组织和农民联合会等群团组织非常强大，导致大规模的罢工和请愿更容易发生。但这一政治特点也为拉丁美洲的发展带来许多困扰，最大的问题就是国家政策很容易民粹化。
《环球时报》记者在报道拉美多国大选时注意到，为迎合民众，许多拉美政治家在对选民做承诺时往往不考虑所在国家仍处在中等收入水平的现状，而是为平民画出和发达国家一样的“大饼”。在当选后，为防止民众“一言不合就上街”，政客们通常也要勉为其难地履行当初的承诺。这样“未富先奢”式的政策经常导致国家无法有效发展和不断积累。此外，拉美巨大贫富差距造成的精英与平民阶层意识的撕裂，在西式民主的体制下也很容易让一些国家陷入白热化的政治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