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丹·艾伯森（Dan Albertson）最近5个月住在香港，恰好经历了香港整个骚乱时期。亲眼目睹街区每周遭遇洗劫后，从未沾染政治的他，写下了这封公开信。
考虑到香港局势的复杂性，观察者网编辑询问其是否需要匿名发表，艾伯森回答：“I have nothing to fear. It's important to sign our names and take a position.”（我没什么怕的。署上名字，表明立场，这很重要。）
一封在港美国人的公开信
An Open Letter by an American citizen living in HK
Dan Albertson（丹·艾伯森）
有时，形势让人不得不发声，因为保持沉默等于同谋。如果你认识（或“了解”）我，有十分钟的空闲时间，并且能容忍一篇政治帖子（我的第一篇，也将是唯一一篇），请继续阅读；否则，请自便。以下内容可能会冒犯一些人，我愿意承担风险。
自今年5月底以来，我一直住在香港。这段长达5个月的测试期，可能拖至15个月，我附近的街区几乎每个周末都遭到洗劫，如同日出日落一般成为日常。我厌倦了这种无意义的破坏，厌倦了百般借口、辩解和沉默（如果你身处其中，你也会这般“沉默”）。
很明显，“和平抗议者”对自己的城市缺乏尊重。如果他们甚至都无法尊重自己，又怎么能指望其他人理解或同情他们的事业？若是正义的事业，那就别找借口。
遭暴徒破坏的港铁站 图源：东网
别搞错了，你们所看到的“和平抗议者”和暗中的推动者冷酷无情，他们没有任何建设性的方案。他们的口号博人眼球，例如“去xx的中国”、“揽炒”和“思想不惧怕子弹”——但他们不会说“如果没有中国（内地），他们的经济将会崩溃”；他们也不会说，其实数百万香港人并没有参加他们的自杀式运动；他们没有任何可供一谈的思想：他们的意识形态里不存在理智，只有本土主义和种族主义、“我们对抗他们”的政治，“带头大哥和兄弟们”，就目力所及，他们没有任何领导力，没有政治纲领，也没有远见。
打砸和纵火没有出路——让“和平抗议者”巴德尔和迈因霍夫（译注：德国极左恐怖组织）升级到杀人的地步只是时间问题。现代史告诉我们，城市游击队是可怕的领导者。
抱歉，骂警察不会让你占上风，尽管这符合当今（香港）的潮流：你能想象任何地方的警察力量，无论何种政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结盟或是不结盟、集权主义——能够忍受无休止的辱骂而不诉诸暴力手段吗？
“受害者”不断谴责“警察暴行”，这种事儿只有在香港才有。警察的暴力是存在的，但不是在这里（香港），这样做只会让人们不再相信其他地方真正的受害者。与那些同“和平抗议者”结盟的媒体喜欢的报道相反，截至目前，没有任何独立的证据表明，在长达20周的抗议活动中有人死亡。局势剑拔弩张，真相总是第一个受害者。
10月13日，一名香港警察在执行任务时遭暴徒割伤颈部 图源：港媒
西方势力和媒体——那些从当前全球不平等中获益最多的国家，会继续把这次动乱视为“民主反抗”，只要让中国不舒服，就满足了他们当下的反华运动和亲资本主义市场经济。
但他们的这种话语，你试试用“犹太人”替代“中国内地人”，譬如，每到周末都有黑衣蒙面人在你们国家游荡，砸烂“犹太”商店而不是“中国内地”商店，国际社会马上会掀起轩然大波。为什么把“犹太人”替换成“中国内地人”，标准就不一样了呢？
没错，并不是所有的“和平抗议者”都是暴徒，但是他们（对暴力）保持沉默，选择了站在暴徒一边，默许极端分子来定义他们的同盟。
令人不安的幕后黑手究竟是谁，我们尚不清楚。不过，可以大胆地说，美国政府的手就藏在某个地方。
当香港的一些人呼吁美国政府干预时，有智利人声称，他们最近的骚乱是以香港为样板的。讽刺的是，智利过去半个世纪的历史已经被美国不可挽回地毁坏了。美国在1973年参与了暗杀智利民选总统阿连德，随后默许支持独裁政权。
美国政府要直接或间接地为无数的中美洲和拉丁美洲人的死亡和失踪负责，但香港的“和平抗议者”不知何故却以美国作为榜样，恳求它介入。每次看到“和平抗议者”挥舞美国国旗，我都感到无比厌恶。
元朗示威者打出美国国旗 图源：大公网
这一点必然导致对“人权”的复杂讨论。在这里我认罪——你们所有人都需要认罪，不管你想象自己有多么理想主义。让我解释一下：我的政府（美国）和沙特阿拉伯做生意，我打赌你的政府也这样；我有一部智能手机，也许你也有；我穿衣服，你当然也穿。这三种商品——石油、智能手机、服装——在当前的全球经济中，无论是在开采相关资源、将它们带到你的手中、或是在组装它们所需的劳动力上，如果不侵犯人权，都是不可能做到的（译注：或指必须用到石化原料）。
我们每发一条短信，每走一步，都在践踏别人的权利，我们说他们不重要，我们对无名者、受害者施加我们的力量。那些吃肉的人——他们仍然是绝大多数——践踏其他有知觉动物的权利。我们日复一日地践踏我们唯一的地球的权利，加速它和我们的灭亡。
没有什么道德制高点，当苹果公司发布其最新产品，或者美国政府决定是时候“解放”另一个国家时，有太多人把“人权”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并乐意改变它。
没有比美国政府更严重的侵犯人权的行为了，别忘了，美国政府可是把移民安置在边境的笼子里、监禁了大量的公民（通常是按种族划分的）、容忍难以想象的高文盲率和枪支暴力。
还有“自由”的问题，这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政治话语中最令人反感的一个词。“自由”从来不是绝对的，不能侵犯他人。当一个人采取的行动对其他人产生了影响——无论是他们公开讲话的能力，还是他们工作、购物的能力——都违反了不成文的社会契约。“自由”这个词通常被那些更倾向于剥夺自由、而不是给予自由的煽动者利用，我敦促大家不要那么容易上当。
只有美国政府可以通过投掷炸弹来“出口自由”，只有所谓的“和平抗议者”才能打砸中国银行，并宣称这是因为其商业行为有助于共产党继续执政。对香港而言，“和平示威者”其实是剥夺了香港人的工作、赚钱和养家糊口的机会。是谁赋予他们的权力，能决定自己同胞何时何地去银行、去工作？
中国银行（香港）遭到暴徒破坏 图源：《星岛日报》
这些“和平抗议者”又说，他们只是在破坏，不是偷窃——但两者都是犯罪。无论他们自以为多么正义，虚伪的借口就是借口。
有多少急不可耐宣传反华思想的人去过中国内地？有多少人了解过中国的文化和信仰、媒体背后的真实社会？在过去的五年、十年、三十年中，中国政府以“自由”的名义向其他国家投下了多少枚炸弹？在同一时期，有多少国家被美国政府以他们唯一知道的方式“解放”——枪炮或炸弹？这些被“解放”的国家有多少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据我所知，无一例外。
反华情绪很容易传播，但是从理智上想，这是虚伪和懒惰。不可否认，中国内地在内战结束后的70年里取得了实质性进展——我也无法谅解建国初期的历史灾难，这显然不是前进的方向。我非常高兴能在中国待上一段时间，见证一个不断变化的社会的发展（我的护照几乎被红色印章淹没了）。我在中国的时候不需要有人陪护，谈论任何话题都不受限制。我当然会被监视，但你也一样，无论你在哪个国家，每次你用信用卡、出游或下载视频，都会被监视（译注：指数据痕迹留存）。
但建国初期的历史、再加上妄想，继续影响着国际情绪，它根本没有反映当代中国。这个崛起的中国，并非完美无缺（人人都会有缺点），作为一个抗衡美国的力量，我所了解和热爱的中国，她完美吗？不，需要完美吗？也不。是否存在不同的标准？没错。
现在扪心自问，为什么会采取不同的标准，谁会从中受益。冷战以一种新的姿态继续存在，美国政府根本不会接受一个非单极世界。
在香港，反华情绪被写进了教育系统，但他们完全忽视了一个事实：一个独立的香港会变成一个贫穷的香港——内地控制着你的供水，为支持你的产业和资助你的企业污染了自己的土壤。在这个全球房价最贵的城市，让香港人变得更穷，我看不出这算是什么出路。
一个独立的香港，在“和平抗议者”的手中，他们会主张解散警队，令香港全然没有防御能力，更不用说自卫了。没有一个“和平示威者”提出任何治理方案——有些官员可能是不称职的（仅在这一点上，我同意“和平抗议者”），但请告诉我们，如果是你会做什么？怎么做？为什么做？一个独立的香港很容易落入一个拥有不可告人动机的超级大国手中，这个国家也即那个为台湾防务提供大量资金的国家。
你能猜到我说的是哪个国家，它只想按照贪婪的帝国主义规划去利用香港，只索取它想要的东西，留下一片狼藉后离开这座城市，就像以前的殖民国家所做的那样。
最后再谈一点儿民主，这与香港也有关系：你是否意识到近90%的美国人的选票是毫无意义的，就像昨天未使用的火车票一样没有价值？选举团制度保障了加州的特朗普支持者，以及阿肯色州拜登、桑德斯、沃伦的支持者的选票，这将永远不会比公民的自豪感更重要。总统选举可以在五、六个重要的州、并且只在这些州举行，结果也不会有显著的不同。90%的美国人实际上被剥夺了选举权，且大多数时候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这种制度更接近于一种财阀统治，而非民主制度。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的选举模式或许更加错综复杂，也是间接选举，但与美国模式相比，它更符合民主精神。但是，我们（被训诫）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拥护美国政府，支持这个一切皆是自由和民主的堡垒；我们必须记住，中国是一个不断制造战争的恶棍，是世界和平的唯一障碍——统治世界的统治者已经这样下令了，许多人也轻率地服从了。并非所有的宣传话语都生而平等。
我和中国站在一起，我知道这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位置，我知道我会被称为“五毛”（如果你不知道这个词就查一下），但我不是一个唯利是图的人，我的良心是不可出卖的；现在不行，将来也不行。
上述文字将有助于澄清——原因是复杂的，文字只是浮光掠影。我不指望有人会改变他/她的想法，我欢迎不同意见（这比那些相信“自由”的人更重要，在当下香港进行讨论是不可能的），但也许我至少能成功地让你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这些情况。我只是请求，下一次你在新闻中看到香港时，你会重新思考运动中的各种因素和背后力量，而不是天真地以为，全球（政治）经济的社会症候不会出现在你家门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