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动熊猫考拉畅游悉尼情人港迎接“中澳旅游年”。（图源：人民网）
澳洲广播电台和费尔法克斯媒体6月报道了由华裔商人黄向墨捐赠180万澳元成立的澳大利亚-中国关系研究所成为澳洲安全情报组织调查的对象后，这一研究所就受到各方关注。该研究所明确表示，黄向墨并不参与该机构预算的策略方向，研究或其它项目。“研究所遵守悉尼技术大学关于学术完整，独立和透明的有关政策和程序。”但澳洲安全情报组织依然怀疑中国利用政治捐款试图在澳大利亚施加影响。澳洲昆士兰大学有教授称，中国不认同澳洲的自由民主国家制度，还想取代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因此用各种力量来影响澳洲的政界、商界、学术界等各个阶层。
此前，有澳媒称，澳外交部和国防部官员使用的手机不是澳洲本土或者西方品牌，而是“中国制造”，就有政客出来表示“担忧”……
对于澳大利亚国内一些这样的论调，中国社科院亚太社会文化研究室主任许利平分析指出，澳大利亚目前对华心态比较纠结，有些个别极端的行为看起来像是“中国恐惧症”，而其病因与澳大利亚陷入身份认同危机有关。
虽地处在亚太，但以白人为主的澳大利亚一直将自己视为欧洲国家，怀有浓厚的欧洲情结。与此同时，澳大利亚又因政治价值和政治制度与周边地区不同，产生对国家认同的模糊、徘徊和不安。随着近年来亚洲，特别是中国人口的涌入，澳大利亚此前树立的文化价值观受到一定的冲击。据澳大利亚统计局2017年公布的人口普查结果，大多出生在海外的移民来自亚洲，其中来自中国的有19.1万，是澳大利亚移民中人口最多的国家。此外，中国留学生人数也连年攀升。随着人数的增多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华人也更乐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更广泛和积极地参与到澳大利亚的政治决策中。因此，以欧洲国家标榜的澳大利亚在亚太多元文化的冲击下，“中国恐惧症”自然也成为其国内的一种政治表现。
另一方面，作为澳大利亚最大的安全伙伴，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部分做法却令澳大利亚感到不安。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更加国际化的自由派和本土化的保守派分裂，美国政策越发“向内转”。8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因一项接收难民的协议与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特恩布尔发生争执并怒挂电话，令澳大利亚感到更多的不确定性。
近年来，中国一跃成为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澳之间的文化交流也越加频繁。许利平认为，国际关系的“三驾马车”是政治安全、经济贸易和社会人文，中国对澳大利亚在经济和人文上越重要，就越增加澳大利亚对其政治安全的忧虑。伦敦国王大学的亚太专家凯利·布朗教授评论称，对澳洲来说，在距离上更近的中国加剧了澳洲在地理上的孤立感和脆弱感。澳大利亚担心与美国在政治安全上的战略捆绑会受到中国影响。
随着亚洲经济的崛起，澳大利亚对亚洲经济依赖程度不断提高，其“纠结”也在加剧。对澳大利亚而言，天平的一端是协议上的盟友，另一端则是第一大贸易伙伴。“纠结”的澳大利亚于2012年发布被认为是一份“脱欧入亚”路线图的国防白皮书，明确将全面加强对华关系作为融入亚洲的重点。但2016年国防白皮书却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横加指责，再次与美国等站在了一起。这显示了澳大利亚在国家定位上的某种模糊和摇摆。许利平强调，中澳之间联系日益紧密，中国没有必要去干涉澳大利亚。“中国恐惧症”只是澳大利亚未能找到国家的准确定位而出现的一种表现形式。（综编/海外网 戴尚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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