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应该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承担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
香港政治风波已持续4个多月。这场暴乱接下来会朝什么方向发展？将对香港政治和经济的长期发展构成哪些影响？带着这些问题，环球时报-环球网记者日前在香港专访了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霍英东次子、霍英东集团行政总裁霍震寰。
霍震寰接受环球时报-环球网专访
环球时报-环球网：自《禁蒙面法》生效后，您怎么判断接下来香港局势走向？
霍震寰：《禁蒙面法》实施后，街头暴徒短期强烈反弹，暴力程度上升，这导致很多反对派也觉得过火了。比如13日发生激进示威者割警察颈部的事情，想来不可思议，到底有多大仇恨？所以，现在示威参与者已经减少。我相信慢慢有更多人会意识到香港和平理性的精神已经遭到破坏，愿意坐下来解决问题，进而使局面好转。另一方面，我也希望政府能在各方面加强行动，一是加强沟通，二是现在警察承受很大压力，政府可以协调更多部门配合支持警察的工作。
环球时报-环球网：您认为这场暴乱暴露出香港哪些长期和深层问题？
霍震寰：一是我们的教育有很严重的问题，导致有些年轻人竟然对国家怀有强烈的、不可思议的仇恨。当年英国政府一直在抑制港人对中国的了解，今天很多年轻人对中国仍然没有一个客观正确的认识。我上世纪70年代就去过内地，看到这些年国家翻天覆地的巨大发展，中国人的幸福感和几十年前完全不一样。当然中国也有不完善的地方，但我很肯定这一代的中国人是最幸福的。与此同时，香港的传媒也有问题，有时候不负责任的言论自由导致不能全面反映事情真相，一些人盲目相信西方式民主是最好的方式。
从经济和社会角度来说，2008年全球金融风暴和美联储实施量化宽松之后，香港和全世界其他很多地方一样，贫富差距加大，加上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兴起，年轻人在性格上也变得更加“自我”。一些年轻人觉得自己的未来没什么希望，香港经济发展得好也分不到什么，所以搞垮也就没有什么影响，这是他们愿意“揽炒”（同归于尽）的原因。现在很多工作没有年轻人愿意做，比如建筑工人、船工，待遇其实不错，但是比较辛苦。我想现在有些年轻人已经没有当年那种拼搏精神了。
环球时报-环球网：反对派和示威者声称走上街头是因为不满香港的民主水平。您如何看待他们的说法？
霍震寰：我不相信西方式民主完全适合香港。香港的民主进程需要认清一个前提，即香港不是独立国家，而是中国的一个城市，我们选出的特首当然要得到国家认同，否则只能对香港不利。事实上，2014年我们曾有过一个非常适合香港的普选方案，但可惜由于泛民的反对流产了。
我认为在香港民主进程中，我们需要更好、更全面地认识“一国两制”。现在我们更多关注的是“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但对如何在“一国”下发挥作用却思考得比较少。所以，我觉得应该推动《基本法》23条立法，承担起保护国家安全的责任。香港不能成为外国渗透影响中国安全的“棋子”，尽管在当下暴乱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外国势力的影子，但我想说的是，“颜色革命”在香港、在中国一定没可能成功。
环球时报-环球网：如果社会继续动荡，会对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商业大都市的地位造成什么影响？
霍震寰：金融中心最重要的就是稳定，否则投资者会丧失信心，进而导致资金外流和人才流失。过去几十年，香港成功的一大主要原因就是可以吸引全世界各个行业的人才，我想如果动荡长期持续下去，可能很多人会选择移民，届时香港还如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要知道，现在想取代香港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城市有很多，新加坡很愿意承担这个角色，伦敦也在争取。难道我们要自己把自己搞垮吗？
环球时报-环球网：改革开放初期，香港是“亚洲四小龙”之一，内地经济还很落后。40年间，上海、深圳等城市的GDP已经超过香港。您如何看待这样的变化？
霍震寰：上个世纪，香港GDP超过新加坡，但近些年的脚步放慢，不仅新加坡的经济追上了我们，隔壁的澳门也迅速发展。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把太多精力投在政党之争上，投在所谓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香港的土地问题并非大家不想解决，但涉及到填海就会有人用环保来反对，征地也会遇到各种困难。
相反，这些年我在内地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场景。我参观了北京新的大兴机场，这样规模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才花了几年，在香港可能需要几十年。内地的魄力与精神是香港应该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