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欧美主流媒体路透社援引白宫消息人士的材料，称“美国准备打击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这是继2020年2月特朗普否定了类似消息之后，相关鹰派人士在白宫决策小圈子里的又一次努力和尝试。据称，特朗普政府的高级官员已经同意对华为的全球芯片供应采取新的限制措施，但是各方对该项措施最终能否落实，仍然存有不确定性。
这个消息披露的同时，全球正经历2019新冠病毒疫情引发的严峻考验，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统计数据，至北京时间2020年4月1日零时，全球累计确诊新冠病例809608例，其中累计确诊病例最多的美国，达165874例；作为全球发达国家象征的西方7国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合计确诊病例415900，占全部确诊病例的51.37%。
美国为了应对疫情将会展中心改建成了临时医院（图片来源：新华网）
在此背景下，白宫官继续有兴趣持续推进对华为的管控，谋求如何从全球芯片供应上对其进行限制，只能说一种病态的产物，而非个别人突然间的心血来潮。
出现病变的首先是这些决策者的思维定式和认知框架。2013年3月24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说时，明确指出，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人们的头脑不能仍然停留在过去，保持在殖民扩张的旧时代，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内。在实践中，人们发现，2017年入主白宫的特朗普决策团队，汇合了一群特殊的人物，他们不是头脑停留在冷战，而是整个人都继续停留在冷战那个时空，像被包裹在松脂里的僵尸，直接穿越到了当下这个时空，并因为各种原因，进入了美国的决策圈层。于是人们看到的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思维模式和套路，像华为这样的企业，被这些人看成了是国家安全竞争的象征性符号，必须进行精准的定点清除。
这些人的思维病态之处，不仅在于无法符合时代发展的基本格调，而且在于也和美国自身真正的国家利益格格不入，非常清楚的数据和事实是，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正是通过与华为这样的公司的有效合作，才能够成功的获取高额的商业利润，才能维系在全球的领先位置。就在不久前的3月9日，美国知名咨询公司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报告，题目是《与中国的贸易限制将如何终止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导地位》，报告明确指出，如果美国持续加大对中国的商用芯片出口管制力度，美国半导体公司的竞争力将会被削弱，美国在半导体领域的长期领先优势会受到威胁，对美国半导体产业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
如果持有那种顽固的，从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错误认知和思维定式的人们，还继续停留在华盛顿的决策圈里传播他们的病态思维，或许人们最终会发现，这种深入头脑的病变，将是美国未来走向无法逆转的实质性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出现问题的是作为一种结构的美国国内政治生态，失去反思与自我矫正能力，而以一种成瘾的方式沉迷于对外归因，是其主要表现。
研究者一般倾向于认为，良好的制度设计有助于规制决策者的行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从冷战时期延续至今，作为被广泛宣传和赞誉的对象，美国最主要的优点和长处之一，就是良好的制度设计。这种制度设计能够“让坏人做不了坏事”，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不过从2016年开始，在持续不断的检验面前，人们发现，似乎美国的国内政治生态也出现了问题，而且这是导致一批病态思维的决策者进入决策核心圈层的关键原因。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这种结构病变的主要表现，体现在三个极为典型的个案上：其一是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其二是如何认识和理解华为带来的冲击和挑战；其三就是对新冠病毒引发疫情的认识和反应。这三个个案中，人们看到的不是理性的反思，不是战略的智慧，更不是人性的光芒；相反，人们看到的是喋喋不休的甩锅，向外归因，以及寻找替罪羊；看到的是各种慌腔走板的妖魔化和阴谋化解释框架挤压了理性严肃的分析框架；看到的是以人民的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去进行令人叹为观止的政治精算。
第三出现问题的是作为这种政治生态生长出来的土壤，或者说更加宏观的背景。
熟悉程序正义的都知道“毒树毒果”理论，美国的政治生态，作为一个群体的精英的思想和认识，也不是从凭空产生的，更不是由陨石带来的，尽管类似福山这样的学者，倾向于让特朗普这个具体的领导人，背起所有问题的锅，其实也是做不到的。2020年的当下发生这种事情，是1990年代苏联解体时，通过福山撰写《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等新自由主义种下的原因，在经历了30年左右的时间之后，梯次生根开花结果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