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国际研讨会现场
全国港澳研究会举办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表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是对基本法颁布30周年最好纪念，是破解香港乱局的良方
全国港澳研究会15日在深圳举办“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国际研讨会。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和内地、香港、澳门以及来自俄罗斯、英国、德国、西班牙、印度近200位专家学者参加。因疫情原因，香港、澳门和外国专家学者通过视频连线的形式进行研讨。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权威不可挑战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任邓中华表示，香港回归后，得益于基本法的制度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经济、民生、政制得到稳步发展，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经济体和最具竞争力的地区之一，香港市民也享有了比回归前更为广泛的权利和自由。
“在当年制定基本法的时候，如何维护国家安全也是各方高度关注的立法内容。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和中央对未来特别行政区的充分信任，中央通过基本法第23条将国家安全立法的部分责任交给香港特别行政区。”邓中华说，回归23年来，这份宪制责任长期没有得到落实，由此导致国家安全风险在去年“修例风波”期间集中凸显。面对严峻形势，中央经过反复、慎重研究，作出了从国家层面直接出手推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重大决定。
邓中华说，全国人大作出的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要出台的有关立法，是对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的最好纪念。
邓中华表示，有关立法将成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不可挑战的地位和权威，任何香港本地法律均不得与该法相抵触。要使这部法律发挥实效，必须按照全国人大有关决定建立强有力的执行机制，包括明确国家安全的中央事权属性，中央政府和特区政府都设立维护国家安全机构并赋予其必要的执法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对在本地维护国家安全负有主要责任，香港本地绝大部分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包括执法和司法工作，应当也必须由特别行政区承担。同时，中央应当保留在极其特殊情况下对香港发生的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案件实行管辖的权力。这不会影响特别行政区依据基本法享有的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
香港社会聚集起主流支持民意
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陈冬表示，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中央出手补齐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短板，是“一国两制”实践和基本法实施中，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的大事。有关消息公布后，香港社会迅速聚集起支持国家安全立法的主流民意。他举例，香港各界组织开展了“撑国安立法”签名行动，短短8天就收集到超过292万个签名；港区全国人大代表、各级政协委员纷纷提出意见建议，香港社会各界积极递交书面意见。在这个过程中，大家都有一个共识：人大决定正当其时，很有必要；涉港国安立法刻不容缓，势在必行。
陈冬说，涉港国家安全立法为“一国两制”进行了制度加固。回归23年来，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基本法实行高度自治，享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成生动现实。香港连续多年被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法治指数全球排名由回归前的60多位跃升到第16位。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外交国防顾问查尔斯·鲍威尔曾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回归后香港享有的自治程度，远超英方预期。“可以说，除了中国的香港、澳门，世界上很难再找出一个主权国家的地方行政区，享有如此之广的自治权利和如此之高的自治程度”。
陈冬表示，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是“一国两制”的制度加固，是破解香港乱局的良方。有关立法完成后，将有效清除影响香港发展的政治病毒，香港必将迎来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一国两制”又一次创造性实践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张勇表示，全国人大作出的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定，是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面临的新形势和实践需要，行使宪法赋予的职权，就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作出的一项重要制度安排，是依宪治国又一次生动实践。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根据宪法和基本法有关规定作出决定，具有坚实的法律基础和不容置疑的法律效力。
张勇表示，全国人大根据新的形势和需要，最终采取“决定+立法”的方式，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专门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制定相关法律，而不是简单地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适用于香港，是经过仔细权衡慎重作出的重大决策，既充分考虑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现实需要，也充分考虑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情况。这是“一国两制”方针又一次创造性的实践，体现了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信任和对两种制度的尊重。
张勇表示，下一步，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相关法律过程中，将会按照宪法和立法法的要求，坚持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和依法立法原则，兼顾两种法律制度的差异，确保有关法律能够有效维护国家安全，切实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权益。
与会专家指出，中央果断出手建立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十分必要
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是香港年轻人未来所系
是深入理解“一国两制”重要步骤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惠珠发言时说，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国两制”的首要宗旨。
谭惠珠说，基本法的“一国”原则集中体现在宪法与基本法的关系上、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自中央的授权以及特区不享有剩余权力等方面。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规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这个宪制基础和宪制秩序共同指向一点：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基本法的本质是授权法。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全国人大制定基本法，授予香港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不存在法无禁止即可为或剩余权力。
谭惠珠表示，“一国两制”实践23年来，取得了公认的伟大成功，无论内地还是香港，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都在不断深化。“一国两制”伟大构想的其中一个重要精神就是允许和而不同，允许求大同、存大异，但是“不同”和“大异”都要在拥护“一国”的前提下才能存在。如果抛开“一国”谈论“不同”“大异”，则是本末倒置，与“一国两制”方针政策、与基本法完全背离。这次全国人大通过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定，正是我们深化对“一国两制”的正确理解，充分体现“一国”原则的重要的步骤。
为基本法实施提供有效法律保障
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韩大元表示，基本法作为“创造性杰作”，从法律上解决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使“一国两制”法律化、制度化。在基本法中，“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概念，要始终准确把握“一国”和“两制”的关系：“一国”是根，根深才能叶茂；“一国”是本，本固才能枝荣。
韩大元说，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定是全国人大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责任而采取的必要举措。全国人大作出决定的根本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与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法治秩序与居民正常的生活秩序，切实保障香港居民的权利与自由。国家安全立法要惩治的只是极少数严重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分子，并且所有立法内容与程序严格遵循法治原则，在宪法、基本法框架内合理平衡自由与秩序、自由与安全的关系，把维护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有机结合起来，为基本法的全面准确实施提供有效的法律保障。
为香港构筑实现长治久安的条件
香港中文大学荣休讲座教授刘兆佳表示，全国人大作出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决定，为香港构筑了一系列能够实现长治久安的有利条件。
他说，涉港国家安全立法可以大幅压缩外部势力在香港的活动空间，削弱其干预香港事务的能力，减少其联同香港内部敌对势力在香港制造斗争和动乱的机会。在失去外部势力的支持和保护下，香港反对势力的政治能量会大幅萎缩，其在香港的社会基础会愈趋狭隘，而其招募和培训人员的能力也会不复从前。涉港国家安全立法的实施，将进一步巩固和强化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贸易和服务中心的地位，有利于香港的长远经济发展，从而实现香港的长治久安。
为国家安全补上漏洞和短板
清华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院长、法学院教授王振民说，香港回归23年来，中央很少就香港维护国家安全事宜实施立法、释法，更没有执法和司法，实际上把维护国家安全主要责任“托”给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然而，迄今香港没有完成基本法第23条立法，使得香港内部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长期处于“不设防”状态，成为全国安全巨大的漏洞和短板，严重危害全国安全和整个民族复兴进程。
王振民说，在国家安全遭遇重大、清晰、现实威胁并已经造成严重损害情况下，从国家层面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不仅不是“一国两制”的终结，反而是“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发展完善，是香港年轻人未来所系，是香港的新生。既有无可置疑的紧迫性和必要性，也具有坚实、充分的法律和法理依据。
涉澳国家安全立法已实施11年，有关专家表示：国家安全得以保障 澳门才有社会发展基础
就澳门维护国家安全立法情况，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澳门基本法委员会委员、中山大学港澳基本法研究中心主任王禹。
记者：涉澳国家安全立法已实施11年，目前基本没有发现有关判刑案例。澳门是怎样设立相应的机构去落实国家安全立法的？是否有助于打消香港部分人的顾虑？
王禹：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中，“一国”是“两制”的基础和前提，这个不能停留在思想观念上，还必须有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确保，涉澳国家安全立法就是从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上确保“一国两制”的实施。
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2009年通过《维护国家安全法》，该法在平衡和维护澳门基本法所规定的澳门居民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和自由的情况下，根据澳门的实际情况，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刑罚须反映该等行为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作出刑事立法。此后，澳门又不断推进了维护国家安全的系列配套措施，比如，2018年设立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2019年澳门立法会还修改了司法组织纲要法的规定，只允许中国籍法官及检察官处理涉违反《维护国家安全法》的案件。
从澳门的实践看，只有国家安全得到切实保障，澳门社会的各项发展才能有比较坚实的基础。我原来长期在澳门工作，从澳门的情况看，我觉得部分有顾虑的香港人其实没有什么好担忧的。
记者：那么，香港进行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复杂性在哪里？
王禹：澳门原来适用的是1886年葡萄牙刑法典，这部刑法典中有一章专门规定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但在1995年，葡萄牙的刑法典实行本地化，“过户”为澳门刑法典。在“过户”过程中，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这一类罪名被删掉了。实际上，澳门回归后直到2009年前，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也存在法律真空。
香港和澳门的社会情况确实不太一样。个人觉得，澳门社会的爱国爱澳基础比较雄厚，这就为澳门“一国两制”的实施打下了深厚的社会基础。香港有着相对复杂的国际背景，加上外国势力的干预，另外，香港原来有一些个别的法律规定没有很好地激活，所以涉港国家安全立法与涉澳国家安全立法情况有些不同。
记者：这次研讨会就是为了纪念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当前，香港有部分人对基本法的理解存在偏差、误解甚至谣言。在香港基本法颁布30周年之际，您觉得应该怎样去向香港这部分人正确地普及基本法？
王禹：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光从基本法里学基本法，而是要从宪法的角度去学习基本法，要在中国宪法的框架下去理解基本法，这才是一个完整的过程。我们现在讲，宪法和基本法共同构成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基础，所以，如果不从宪法的角度去理解香港基本法，那么对基本法的理解就容易产生偏差、误解甚至谣言。
来自英国、西班牙、德国、俄罗斯、印度等国专家介绍各自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经验，并表示——
对外部势力干涉香港行为 中国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
“对于外部势力干涉香港事务的行为，中国采取的措施符合国际法。”作为一名国际法教授，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安东尼·卡蒂和其他五名来自西班牙、德国、俄罗斯、英国、印度的专家，以视频的方式“隔空出席”国际研讨会，介绍了各自国家维护国家统一和安全的经验。
安东尼·卡蒂表示，国际法明确禁止任何武装干涉或以任何形式干涉他国内政的做法。“它的表述很明确：完全禁止通过提供军事、金融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援助来颠覆他国内部秩序的一切尝试。”这种禁止是完全的、绝对的。
西班牙圣帕布洛大学法学院欧盟与国际关系法系教授耶罗尼莫·梅洛，介绍了西班牙如何处理加泰罗尼亚试图脱离西班牙的问题：自2012年以来，有人刻意在加泰罗尼亚宣扬“独立”，还在2017年举行了一次非法“公投”，单方面宣布“独立”。耶罗尼莫·梅洛表示，数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政府前主要官员和民族主义运动领导人最终于2019年在最高法院接受刑事审判，被判处9年至13年监禁，并剥夺担任公职的权利。
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斯瓦兰·辛格介绍了印度维护国家安全的相关做法。斯瓦兰·辛格说，香港不断发生的抗议活动，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打乱了正常的生活。在新冠肺炎大流行的背景下，这些引起了人们对社会疏离规范的担忧。在过去的23年中，历届香港立法会均未能按照香港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制定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这促使中国全国人大承担这项任务。涉港国家安全立法旨在取缔诸如颠覆国家安全、恐怖主义和外国干涉香港等活动，这显然属于“一国两制”的范畴。
“确保国家安全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优先任务。大多数国家都制定和实施关于确保国家安全的法律法规，俄罗斯联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例外。”俄罗斯联邦政府立法和比较法研究所研究员舍瓦涅夫·维亚切斯拉夫介绍，目前俄罗斯法律体系中关于国家安全共有250多项联邦立法和约1000项联邦及政府部门级法规条例。
英国杜伦大学法学院教授艾琳·麦克哈格，受邀讨论了英国在维护和保卫国家统一方面的经验以及地方自治的原则和边界。“在英国，权力的地域分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地方自治和国家统一之间的平衡是当前充满大量争议和紧张的一个问题”。
德国奥斯纳布吕克应用科技大学公法教授来汉瑞，介绍了德国基本法和德国法律体系特别是刑法在遏制分裂联邦行为方面的规定：“联邦各州没有退出权，即不得自行离弃德国基本法的适用范围，不得宣布独立或加入其他国家。联邦宪法法律在2017年的一项决定中明确否定了各个州的这种分离权。因此，在某个联邦州就退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进行全民投票是违宪的。单一各州不是‘德国基本法的主人’，也不能自主决定是否退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此外，联邦宪法法院也将试图分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行为视为违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