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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6月23日，人民日报海外网举办主题为“后疫情时代的中美关系”线上金台沙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认为，当前中美关系正经历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的一个根本性、反转性甚至颠覆性的变化。中美关系要绕过“急流险滩”，化解重大风险，未来需要多找几块“压舱石”。
以下为倪峰发言摘编：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力量对比深刻变化。聚焦这些年来的大国关系之变，中美关系可能是其中最为突出、最为显著的。可以说，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1979年两国正式建交以来根本性、反转性甚至颠覆性的变化。这或许是当下认识中美关系的一个基础性判断。
中美关系之所以呈现出这样的变化，是因为 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基本逻辑、基本样式都发生了根本性、反转性、颠覆性的变化。
首先是中美关系的时空背景出现了变化。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资本、技术在全球流动，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但是自2016年开始，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为标志，全球化的发展态势出现了逆转，经济全球化正在退潮。与此同时，不期而至的新冠疫情进一步阻断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家“堡垒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这样的时空背景，与三四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其次是中美关系的基本逻辑出现了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过去经常用来形容中美关系的词是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美两国互为最大的经贸伙伴，是推动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逻辑。有了这样的利益联结，人们常常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里去，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不过，当前在中美内部都出现了“脱钩”论调。这表明中美关系的基本逻辑正在发生一个翻转性变化。
最后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样式出现了变化。以往谈论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通常会讲有竞争有合作、但合作大于竞争。然而，当前中美关系已经驶入一片未知水域，进入一种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新形态。
2017年初，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就将着眼点锁定在经贸领域，中美关系的“压舱石”变成了“主战场”。这种触及基础与根本的做法是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最重大的转向。中美双方都试图通过协商的方式解决问题和矛盾。经过一年半以上的艰巨斗争和博弈，到了今年1月15日，两国之间达成关于经贸问题的第一阶段协议。由此，中美关系出现了由急向缓的迹象。
然而，目前来看，这种迹象并没有得到维系，新冠疫情的出现成为新的不确定性因素。本来，新冠病毒不分地域、国别、种族和意识形态，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应是中美由竞争重回合作的契机。但是，尽管疫情汹涌，美国仍有相当多的政客、战略精英、媒体仍从大国战略竞争视角对此进行解读，一些人甚至把疫情视为抑制中国崛起的机会。在各种势力的共同鼓噪下，美国发起了新一轮对华对抗，包括利用新冠疫情抹黑唱衰中国，在经贸领域对华施压，通过推进“印太战略”打造对华战略竞争“主平台”等手段，此外，还不断在涉台、涉港等问题上大做文章。
由此看来，两国战略竞争在未来一段时间恐怕将继续升级。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倪峰在海外网金台沙龙（线上）发言
中美关系想要绕过“急流险滩”，化解重大风险，未来还需要多找几块“压舱石”。
首先，中美在军事上“不冲突不对抗”这条底线要守住。 中美两国都是军事大国、核大国，如果两国走向军事冲突对抗，根本没有赢家。在当前中美关系出现种种问题的情况下，中美两军之间仍然保持了相对正常的沟通，说明双方都希望避免“擦枪走火”、避免走向不可收拾的局面。军事上“不冲突不对抗”的这条底线，相信中美能够守住。
其次，物质利益仍然是中美关系发展的重要纽带。 中美之所以能够相互成为重要贸易伙伴，是由两国之间的客观需求决定的，是由国际贸易分工的客观经济规律决定的，这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美国是一个后工业化社会，基本以服务业为主导；而中国正处于高度工业化发展的阶段，两国经济有很强互补性。2018年，中国工业产值占全球27%，远超美国11个百分点。这意味着，全球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工业产品是在中国生产的。在客观现实面前，美国政客想不想对华“脱钩”，与能不能“脱”，根本是两个问题。
最后，人文交往或有望成为中美关系新的“压舱石”。 改革开放之初，中美关系在经过几十年对峙后能够迅速恢复，两国之间人文交往的社会基础是一个因素。改革开放40余年来，中国出国留学人数超过了350万，其中留学美国的累计超过140万人，中美人文交往的规模超过了历史任何时期。时至今日，这种人文交往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需求，更是利益的需求。2018年，中国留学生对美国大学贡献学费高达150亿，这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正常运行有重要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当中美关系在政治或者战略层面出现问题时，人文交往虽然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却是维持两国关系的基础性力量。
面对一个可能变得越来越复杂的中美关系，如何找到复合型多元的稳定支点，考验着中美双方的智慧和勇气。
